“行贿档案” 不妨引入“红黄牌”

    为破解预防职务犯罪实操性不强的难题，广州市制定了《广州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条例中提出，要建立行贿犯罪档案系统，向社会提供查询服务。
    新闻报道中称，广州是第一个立法预防职务犯罪的城市，对打击职务犯罪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行贿犯罪档案系统的提出也让人眼前一亮。究其原因，以往无论是在打击职务犯罪的过程中，还是事后量刑的司法审判阶段，社会重点关注的是惩处受贿者。对行贿者的关注度和处罚力度却远远不及前者。但向“老虎”、“苍蝇”输送利益的行贿者也不该隐藏在聚光灯外。甚至还常出现一些多次行贿的企业和个人换个名字、换个地址后“又是一条好汉”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巩固反腐成果，也无助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腐败的形成“一个巴掌拍不响”，除了利欲熏心的官员，还要有善于钻营、投其所好的个人和企业，“行贿档案”的提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除了严格执行相关法律不给行贿留“后门”外，通过行贿档案这一措施对行贿者形成道德压力，并让其自食恶果，也是法律手段之外的有益补充。这一做法与公布“老赖”档案有异曲同工之处，让这些不法分子见见光，更能警示其他个人和企业。
    条例中还规定，政府招标、采购、招聘等活动中，都要查询涉及对象是否有行贿犯罪记录，根据查询结果采取预防措施。政令既出，除了严格执行外，还可引入红黄牌的信用累积制度。行贿数额不大、次数不多的“亮黄牌”，在参加相关招标、采购时设置一定限制条件；多次行贿的则可亮出“红牌”，列入政府采购的黑名单，永远不得参加政府招标。行贿者的初衷不过是谋取利益，当行贿的风险成本大于可能获得的收益时，行贿者便会乖乖收手。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对守法个人和企业的一种保护，只有一门心思想着“走捷径”的人都能受到相应的惩罚，竞争规则有序透明，才能让社会走出“劣币驱逐良币”的怪圈。（张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