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减贫”从改革出发

    1月22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朴民表示，今年发改委将加快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积极推动电力、天然气、水、铁路、航空等领域的改革，完善民用水、电、气等阶梯价格制度。

    由于人们对资源性产品价格波动非常敏感，其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向来牵动人心。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王科认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能源价格关系，有助于企业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生活生产中普遍存在的能源浪费，是我国“能源减贫”的核心与关键。

    “中国特色”能源贫困——两类问题同时存在

    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同时存在表现为现代清洁能源不可获得的发展中国家能源贫困问题，以及表现为生活能源不可支付的发达国家燃料贫困问题。

    今年年初，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首次发布了《我国区域能源贫困指数》研究报告。实际上，能源贫困（Energy Poverty）并不是一个新鲜词。早在2002年，国际能源署（IEA）编著的《世界能源展望》就专门开辟了“能源贫困”一章，并延续至今。

    目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IEA、世界银行等多家世界权威机构均多次发布相关研究报告。

    王科介绍，虽然我国目前的电力覆盖率已达到98%以上，但在农村地区，燃烧秸秆等传统生物质能来取暖、做饭的现象还是非常普遍，即采用非清洁的方式消费传统生物质能源的现象依然常见。

    同时，由于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没有集中供暖，居住在冬季气温较低的南方地区的居民想要维持舒适的室内温度，就必须采用空调制暖、电暖气、壁挂炉等自供暖方式。与集中式供暖相比，这种分布式供暖的相对成本更高，给低收入人群带来的压力更大。

    因此，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同时存在表现为现代清洁能源不可获得的发展中国家能源贫困问题，以及表现为生活能源不可支付的发达国家燃料贫困（Fuel Poverty）问题。在这个基础上，中国能源贫困的概念是：在公平获取和安全消费充足的、可支付的、高质量的、环境友好的和有发展潜力的能源方面存在困难。

    《我国区域能源贫困指数》报告从能源服务可获得性、能源消费清洁性、能源管理完备性及生活用能可支付性和高效性这四个维度构建了中国能源贫困评估指标体系。指数数值越低，表示能源贫困程度越不显著。

    打破能源禀赋限制——加大政府调控力度

    在现有机制下，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大政府调控和引导力度。应将缓解能源贫困的思想引入政策制定过程中。但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依靠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合理的政策鼓励并引导大型能源企业提高能源效率、加强煤炭清洁化利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2000年至2011年，我国能源贫困综合指数持续下降。王科认为，这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经济发展和人均GDP提高带来的自然递减。从能源消费清洁性指数来看，这12年并无显著变化，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全国整体生活能源消费结构并未发生明显改变，从低碳化和现代化两个方面反映的生活能源消费清洁性没有得到显著优化。

    王科指出，在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禀赋限制下，想要加强能源消费的清洁性，政府必须加大调控力度。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能源贫困的政策，但一些相关政策产生的协同效应不可忽视。例如近年来，北京市进行大规模“煤改气”；推行高能耗企业搬迁；通过机动车尾号限行、购车摇号制度控制机动车增长速度等。这些相对强力的政策虽然引发了诸多争议，但在缓解能源贫困方面的协同效应非常明显，这也是北京“能源减贫”速度快于全国平均速度的主要原因。

    当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煤改气”并不现实，但通过大规模的清洁能源输入和调度，也能有效实现能源结构优化。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国家重点工程就是为改变经济发展布局、实现全国资源合理调度的典型措施。

    另外，农村传统生物质能的非清洁化利用也是造成我国部分地区能源贫困指数较高的原因。在南方部分农村地区，家用沼气池已推广多年，但效果并不明显。除了成本问题之外，后期技术支持和管理不到位，无法满足冬季低温带来的持续需求，因此，农村居民更多采用燃烧传统生物质能的方式。这既浪费了资源，又直接影响了所在城市的空气质量。

    王科认为，在传统粮食产地，政府应引导企业将秸秆等传统生物质能转换成电力、生物乙醇等清洁能源，并推广给农村居民。现阶段，这种集中式的生物质能开发利用方式要比一家一户的分布式能源更具可推广性。在森林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则可将树木生长自然掉落的枝蔓藤条等森林垃圾添加助燃剂来发电，或者加工成建筑材料。我国生物质能非常丰富，只要政府合理引导，这个产业将获得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现有机制下，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大政府调控和引导力度。应将缓解能源贫困的思想引入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但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依靠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合理的政策鼓励并引导大型能源企业提高能源效率、加强煤炭清洁化利用。”王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