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一生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今年83岁了,还有梦想吗?
周永茂(以下简称周):我早年参与设计核潜艇、核研究堆,60岁该退休的时候,我又开始探索利用中子俘获疗法治疗脑瘤的医院中子照射器,一直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这项科研课题从无到有,再到今年我国第一位癌症患者可望接受中子俘获疗法临床治疗,这项科研终于有了阶段性的成果,我想我也可以安心地养老啦。但我还有一个梦,那就是有一天,我们国家有一艘核医疗舰船,里面放着治疗癌症的中子照射器,代表联合国航行在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可以为全世界的癌症患者服务。虽然说是一个梦,但只要我们国家重视,只要下一代的科研工作者坚持,这一天就一定不是梦,会是现实。
记:60岁退休后,1995年您当选为工程院院士,而且被推选为能源与矿业学部的副主任。后来,您为什么会放弃学部副主任而选择坚持在中原公司的科研第一线,来研究医院中子照射器这项我国当时还没有的科研课题呢?
周:我喜欢并坚持在基层单位科研第一线做些事。无论是退居二线,还是当选院士,都不能改变我对客观、对事实、对真理、对科学的探究与坚持。
核反应堆分两种,一种是产生动力和能量的反应堆,也就是应用在核电与核潜艇上的技术;另一种就是提供中子的反应堆,主要在核技术应用方面使用。核工业二次创业期间,我在原子能院主持民用微堆的开发,平时也比较关注国际上研究堆的发展方向,我总结发现,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上每隔十年,中子技术的应用都会有一次从科研到生产力转变的飞跃:50年代,中子应用在放射性同位素的生产上;60年代是辐照;70年代是中子活化分析;80年代是单晶硅嬗变掺杂;90年代就是中子俘获疗法(BNCT)。到了90年代,我正好退休到了二线,再去研究核武器、核电是不太适合了,刚好潜下心来摸索中子俘获疗法这项新课题,使核能造福人类健康,也可以直接为老百姓做点事情。实际上,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中子俘获疗法这项科研的发展已经很快了,我们国家核技术人才济济,研究堆多种多样。我就在想,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能甘于落后,怎么能无人涉足呢?所以我选择了这项科研领域,一钻进去就做了二十多年。
我清楚地记得:1955年,我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关村近代物理研究所后,钱三强先生组织大家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居里夫人》。影片里居里夫人为了提炼镭,细嫩的皮肤被灼伤,居里先生跟居里夫人说,既然射线能把好的皮肤辐射烂,那反过来,也一定会把癌烂的皮肤辐射好。看完这部电影,我就记住了电影里的这个道理。我想,居里夫妇提炼镭,研究核科学,最终是为了使核科学、核技术来造福人类。当时,我就想过核科学怎么能为老百姓直接做点事情呢?但一晃过了50年,直到2006年我研制治疗癌症的医院中子照射器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才刚刚印证了一点电影里说的那个道理。而医院中子照射器一旦推广应用,说小了是为老百姓治疗癌症,说大了就是造福人类。
我们那代人出生在旧社会,我的童年经历过租界生活与日伪统治,也经历过抗日战争,当时国民党已经腐败不堪,我亲眼见过,也体会过老百姓的疾苦。我家住在上海的法租界,冬天早上一出门,就能看到街上有冻死的穷苦人。我还记得当时我母亲看了我的手相跟我说,你长大了是个会挣钱的人,有钱时就要救济穷苦老百姓。那个时候,全国的老百姓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尽快解放,建设新中国。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我就上了大学。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毕业前夕,上海国立交通大学机械系的党支部书记彭彬送别毕业生时跟学生们讲:破烂的新中国全靠你们来建设了。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明白,新中国的一砖一瓦是要靠我们来添加的,我们必须为国家和老百姓做点事情。
倾心中子俘获疗法
记:二十多年过去了,在研制医院中子照射器的整个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周:最大的困难并不是科研本身,而是这项课题目前在我们国家还不被重视。国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子俘获疗法这项科研发展很快,美、欧、日等国都有十多座研究堆为百姓治疗。与我们同时起步的台湾在2008年到2010年的3年时间内,就有10位头与颈部癌症患者接受了中子俘获疗法,走在大陆前面。目前,我国医院中子照射器的临床医疗,资金更多地只是依托北京凯佰特科学技术有限公司这家小型民营企业。另外,大陆只有我在内工作的一个自发的多家联合团队在做这项科研,迄今没有国家的相关发展计划、临床项目与资金支持。
记:面对这些困难您怎么想?这一路是怎么走下来的?
周:当前,国家和行业没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一领域,如果我不去坚持做下来的话,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技术将会大大落后于世界,我的坚持,至少填补了核行业里这个课题的空白。并且,老百姓迫切需要的方向,也是我努力追求的方向。所以,别人对我理解不理解并不重要,有了方向,我不需要别人的理解。
这一路走下来,帮助我的人很多,这里面有国家部委,有中核总(中核集团前身),有长期协作单位,有我所在的中原公司,还有很多老领导、老院士、老专家、中青年科研工作者等等。二十多年来,是大家一起推进医院中子照射器的科研发展。
2001年2月20日,我们应邀与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院士商议医院中子照射器建设事宜。他跟我说,美国的脑瘤专家专程来天坛医院,想让天坛医院每年送30个脑瘤病人去美国接受中子俘获疗法的治疗。王忠诚问那个美国专家,我们每年送30个病人过去,那你们能给我们什么?那个美国专家说,你们可以共享我们的研究成果,但知识产权是我们国家的。王忠诚拒绝了那个美国专家。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他为一万多位脑瘤患者做过外科切除手术,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患者送去美国,我们国家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技术?“所以,你的东西既要好又要快,像γ刀一样放在天坛医院。”这句话深烙我的脑中。
做科研是需要资金的,我们集团公司及中原公司为建设医院中子照射器,多次向国家提出申请,都不能获批。为争取时间,目前只能依靠一家民营企业来合作,就是北京凯佰特科学技术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总,他的母亲和第一任夫人都死于癌症,所以他很支持我的科研项目。
资金筹措之前,我曾给中组部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回讯。我还记得,那是一个礼拜天,电话通知让我星期一上午在中原公司等着领导来拜访。星期一,中组部的两位领导在我的办公室跟我谈话,那个领导明确地告诉我,中央支持利用民营企业资金开发科学技术的实践。这次谈话之后,我就放心大胆地依靠民营资金投入科研与建设。
一路下来,工程院有七位院士来帮助我,还有一些退休后的老同志们,大家一起参与研究。有一次,彭士禄见到我后很关心地问:“小伙子,你的专项搞得怎么样了?”赵仁恺去世前我去看望他,他叮嘱说:“你要坚持下去,不然,这项科研,会有断档的危险!”就这么坚持着,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今天。
遗憾与期许
记:今年,我们国家第一位癌症患者就要接受治疗了(采访时,该项治疗还未进行。编者注),您的科研也将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一路下来,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周:从毕业到退休,60年里,无论是对潜艇核动力堆本体的早期研究,还是生产堆、研究堆等堆芯与燃料元件的研究,我都是接受组织安排。这一次,医院中子照射器的研制,是我依据自己对核科学发展判断,做出的一个自我兴趣的选择,坚持做下来,看到了成果。能使核科学为老百姓做点事情,这让我很欣慰。
记:收获和欣慰之余,有遗憾吗?
周: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国家和整个行业对核技术应用的重视还不够,中子俘获疗法的研究,迄今国内涉足者寥寥。如何培养下一代人来接班,是我目前最大的考虑。80岁之后,我一直在想把二三十年来积累的科研资料整理出一本书,不然,哪一天我走了,我们国家在这个科研领域的进展还找不出一本家谱来。
记:对这项科研,对下一代,您有怎样的期许?
周:希望国家和行业能重视。医院中子照射器的这项可以造福人类的研究,不应该长时间由民营企业来主导开发,核技术应用的科学发展是未来的方向。对于下一代科研工作者,我希望他们不要只立足于眼前利益,科学家应该有理想,有梦,有情怀。但梦,不是想,而是做。习主席的一句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记:明年是中国核工业成立60周年,您觉得您对核工业有怎样的情感?
周:我与中国核工业是同龄人,我1955年来核工业部,那时还叫地质部“建筑技术局”。我最真诚的情感就是忠于核工业。所以,60岁到了退休年龄时,我还会选择在中原公司,坚持在科研第一线。记得当年在原子能院搞微堆的时候,有一次,戴传曾所长找我谈话,说现在国际、国内很重视核安全,国际原子能机构要人,国家核安全局都来要人,所里想让你去。我跟戴先生说,我不去,我想留在所里把微堆这项科研搞上去。做事情,要有恒心,对事业,要有忠心。我在跟民营企业合作期间,获得了我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授权。当时公司派人来找我谈,说能不能把这个专利转让给他们。我跟他们说:“这是我在中核总工作期间创造的成果,不宜对外转让。”
记:您一生的事业经历了很多的挫折,您用什么来保持您年轻时的情怀?
周:听从自己的内心,要简单,能包容;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要执着,能坚持。(叶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