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考察时指出,核电是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佼佼者,新形势下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不仅在一般消费品领域,更要在技术含量高的重大装备等先进制造领域勇于争先。
作为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今年5月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明确了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部署了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六个关键词解析《中国制造2025》核心意图
中国创造
在《中国制造2025》中,一个亟须实现的转变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坚持创新驱动,把创新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面对传统优势减弱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迫切要求加快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工信部副部长毛伟明说。
中国创造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技术创新。技术不断创新发展,不仅会带动传统制造领域的生产率提高和产品性能提升,还会带来战略性新兴产业数量众多的新材料、新能源、新生物产品、新设备的出现。
我国的研发投入规模近几年来一直处于世界前列,2013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11800亿元,研发投入强度首次突破2%。但与世界强国相比,产业创新能力还有不小的差距。
资料显示,我国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50%以上,95%的高档数控系统、80%的芯片、几乎全部高档液压件、密封件和发动机都依靠进口。
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李北光说,必须把增强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提高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创新能力,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
制造强国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中国制造2025》的全部内涵,工信部部长苗圩的答案是“由大变强”。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建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产业规模占整个世界制造业20%左右。但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品牌质量水平不够高,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仍然“大而不强”。
“我们提出‘三步走’战略,力争通过三个十年的努力,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中国制造2025》是‘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一步,也是我国首次系统提出制造强国纲领性规划。”苗圩说。
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李北光认为,当前发达国家纷纷选择重振制造业,不仅因为制造业解决就业,体量巨大,一个更深的含义是提振国家整体创新力。
如何实现制造强国?苗圩认为,首先要加大两化融合步伐,用信息化带动整个制造业发展,让中国制造包含更多中国创造因素。同时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提升制造业层次和核心竞争力。
智能制造
在《中国制造2025》中,智能制造被定位为中国制造的主攻方向。
在苗圩看来,要做到智能制造,不仅要采用新型制造技术和装备,还要将迅速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渗透到工厂,在制造业领域构建信息物理系统,从而彻底改变制造业生产组织方式和人际关系,带来制造方式和商业模式创新转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带动几乎所有领域发生群体性技术革命,核心就是智能制造。”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说。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李东表示,智能制造会给制造业带来“两提升、三降低”:“两提升”指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升,资源综合利用率的大幅度提升;“三降低”指研制周期大幅缩短,运营成本大幅下降,产品不良品率大幅下降。
李东透露,工信部已发布智能制造试点示范的实施方案,并计划今年选30个以上试点示范项目,未来将连续三年实施试点示范,边示范边总结边推广,2017年准备全面推广。
绿色制造
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全面推进钢铁、有色等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实施重点区域、流域、行业清洁生产水平提升计划;制定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企业标准体系,开展绿色评价……在《中国制造2025》中,“绿色”散布其间,成为贯穿全文的主色调。
毛伟明认为,提出把绿色制造作为主要方向之一,是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制造业依然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模式。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能源消耗42.6亿吨标准煤,约70%是工业消耗;万美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569立方米,远高于日本的88立方米、韩国的55立方米。
解决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制约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绿色发展。加快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发展效率,也需要建立一个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高云虎介绍说,工信部将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包括建设绿色工厂、实施绿色制造、加大循环利用、倡导绿色消费等各个方面,并建立严格的标准和评价机制,企业如不符合绿色制造,还将上“黑名单”。
中国质量
《中国制造2025》提出,坚持把质量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生命线,强化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加强质量技术攻关,建设法规标准体系、质量监管体系、先进质量文化,营造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走以质取胜的发展道路。
高质量是制造业强大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从市场竞争角度反映出国家整体实力,既是企业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也是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表征;既是科技创新、管理能力、劳动者素质等因素的集成,又是法治环境、文化教育、诚信建设等方面的综合反映。
中国制造亟须突破质量瓶颈。在工信部科技司副司长沙南生看来,中国在一些关键材料、零部件和核心系统上,质量和可靠性不是太高,长期依赖于进口。改变低水平、低附加值的制造业状况,必须从质量入手。
十多年来,我国制造业整体质量水平不断提升,较好地保障了消费稳定增长和经济持续发展。伴随着消费需求的变化,人们对质量的要求也与日俱增,在生活性消费领域,数量消费正向质量消费过渡。
中国质量协会会长贾福兴说,质量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重要主题,也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广大消费者共同关注、共同参与的主题,社会各方力量都应该参与提升质量工作。
中国品牌
实现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是《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又一个重要目标。
目前,中国已是位居全球第二的制造业大国,但还只是一个贴牌大国,不是品牌大国。中国出口的商品中90%以上是贴牌产品。
贴牌和品牌的差别直接体现在利润上。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价格约10美元,在中国离岸价格仅2美元,去掉成本,贴牌生产毛利只剩区区0.35美元。品牌缺失导致中国企业只能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辛辛苦苦“为人做嫁衣”。
“中国制造”必须要有自己的国际名牌。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跃上国际舞台。最新的世界品牌500强中,中国有29个内地品牌上榜。
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从贴牌大国迈向品牌大国,可以预见,将会有越来越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成为国际市场上耀眼的“中国名片”。
“制造”与“智造”
最近,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提出了九大战略任务、五项重点工程和若干重大政策举措。这个规划其实就是立足传统,着眼未来的规划。所谓立足传统,就是要充分发挥传统产业的优势,站在传统工业基础上推进中国制造业实现质的飞跃。
所以,《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在于,它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而是兼顾当前和长远、兼顾战略和战术的一个总体的行动方案。可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设计,《中国制造2025》其实应当是一个“智造业”的规划,这个“智”体现于多个方面。比如,传统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整合,传统产业与智能产业的结合,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拉动,实物与信息的联动等等,实际都体现了实实在在的“智”。难怪工信部部长苗圩信心满满地指出:“这意味着,到2025年,我国综合指数接近德国、日本实现工业化时的制造强国水平,基本实现工业化,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二方阵。”
我们必须看到,全世界正在发生的“再工业化转变”给中国制造业提供的重大历史机遇,因为我们可以“弯道超车”。但是,“弯道超车”需要高超的驾驶技术,它需要看清远、中、近三大方向,同时还要利用弯道、高度灵活的驾驶技能;另外,要加油又必须确保车辆不能失控。
这其中要处理的一个最大的难点是,世界都在走向“再工业化”,但未来究竟是怎样的技术引领,是不是还会诞生互联网那样足以对经济增长构成一定撑力的庞大行业?说实话,目前看不清楚。所以,方向看不清的情况下,要想“弯道超车”难上加难。
正因如此,此次《中国制造2025》规划实际并未明显体现“弯道超车”的理念,只是采取了发达制造业的跟随战术,试图在这个过程中,着力突破重大的基础技术瓶颈。比如,全世界80%的空调、70%的手机以及60%的鞋都是中国生产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还是受制于人;再比如,占液晶电视70%成本的液晶屏大都从韩国进口,而国产液晶屏质量还跟不上;还有中国汽车,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生产和消费国,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主要处于组装和零部件制造环节,位于价值链低端,而关键与核心部件制造主要被奔驰、通用、丰田等跨国公司把持。当然还有高端芯片、飞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一大批关键领域存在空白。
这就是现实,这样一些关键性的、基础性的技术与产品不能国产,中国就不能成为制造业强国,“弯道超车”就更加困难。问题是,世界能够留给中国多少时间?鉴于这样的制造业现状,中国目前还不具备整体“弯道超车”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放弃。而是需要“两弹一星”的精神,以国家之力紧盯更为前沿的技术,让我们大多数企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更多地长见识,更多地着眼未来。所以在《中国制造2025》背后,还有一个“技术突破2025”。
“中国制造2025”和“德国工业4.0”
马凯解读两者同与异
德国是制造业的强国,中国是制造业的大国;德国已经完成了工业3.0,而中国尚在工业2.0阶段。日前,在德国首都柏林访问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曾经解答过“中国制造2025”和“德国工业4.0”的不同点。
在访问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设在柏林的生产装备研究所时,马凯被问到对工业4.0的看法,他做了十几分钟的长篇解读。
马凯说,2013年,中国工程院组织了一批专家,对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发展作了系统研究,研究对象包括美国、日本、德国和俄罗斯等大国。在这一研究基础上,工程院提出了中国自己的工业发展战略。2014年,工信部牵头多家科研机构和企业,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
马凯说,比较“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有很多共同点,也有不少区别。共同点是,两个战略都是为了迎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到来,着眼于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支持的智能化生产。不同点是,一、两国的制造业基础不一样,德国是制造业强国,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占世界制造的20%,但有点“虚胖”,不强。二、发展阶段不一样,德国已完成工业3.0,而中国工业化发展历史不长,大部分还没有自动化和数字化,尚处在工业2.0阶段,部分达到3.0水平。所以,中国发展工业,要2.0、3.0和4.0齐头并进。
马凯指出,不论“中国制造2025”还是“德国工业4.0”,无论共同点还是差距,都需要共同合作。默克尔总理多次表示希望中国企业参与“德国工业4.0”,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德国制造业发达,而中国信息技术发达。反过来,“中国制造2025”也需要德国参加,因为工业2.0和3.0的改造,需要德国的先进技术。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制造业的改造,到处都要科研,到处都有商机,所以也欢迎德国的科研机构积极参与。
弗劳恩霍夫协会成立于1949年,主要侧重科研成果的工业应用研究,是世界第一个工业研究所,也是第一个开发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智能化生产”技术和设备的研究所。该协会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科技研究机构,目前在德国各地有66个研究所,2.4万名科研人员。研究所每年有20亿欧元的科研经费,其中30%由政府提供,研究范围覆盖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包括生命科学、光学和表面处理、微电子、生产技术、材料、国防与安全等多个领域。(文章来源:新华社 中国经济周刊 欧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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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高科技战略计划——工业4.0
工业4.0是德国政府提出的一个高科技战略计划。该项目由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和联邦经济技术部联合资助,投资预计达2亿欧元。旨在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建立具有适应性、资源效率及人因工程学的智慧工厂,在商业流程及价值流程中整合客户及商业伙伴。其技术基础是网络实体系统及物联网。
背景
“工业4.0” 研究项目由德国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联手资助,在德国工程院、弗劳恩霍夫协会、西门子公司等德国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建议和推动下形成,并已上升为国家级战略。德国联邦政府投入达2亿欧元。
德国政府提出“工业4.0”战略,并在2013年4月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推出,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德国工业的竞争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该战略已经得到德国科研机构和产业界的广泛认同,弗劳恩霍夫协会将在其下属6~7个生产领域的研究所引入工业4.0概念,西门子公司已经开始将这一概念引入其工业软件开发和生产控制系统。
内涵
“工业4.0”概念包含了由集中式控制向分散式增强型控制的基本模式转变,目标是建立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传统的行业界限将消失,并会产生各种新的活动领域和合作形式。创造新价值的过程正在发生改变,产业链分工将被重组。
德国学术界和产业界认为,“工业4.0”概念即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或革命性的生产方法。该战略旨在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和网络空间虚拟系统—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相结合的手段,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
“工业4.0”主要分为三大主题:
一是“智能工厂”,重点研究智能化生产系统及过程,以及网络化分布式生产设施的实现;
二是“智能生产”,主要涉及整个企业的生产物流管理、人机互动以及3D技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等。该计划将特别注重吸引中小企业参与,力图使中小企业成为新一代智能化生产技术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同时也成为先进工业生产技术的创造者和供应者;
三是“智能物流”,主要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物流网,整合物流资源,充分发挥现有物流资源供应方的效率,而需求方,则能够快速获得服务匹配,得到物流支持。
目标
德国制造业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之一,在全球制造装备领域拥有领头羊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德国专注于创新工业科技产品的科研和开发,以及对复杂工业过程的管理。德国拥有强大的设备和车间制造工业,在世界信息技术领域拥有很高的能力水平,在嵌入式系统和自动化工程方面也有很专业的技术,这些因素共同奠定了德国在制造工程工业上的领军地位。通过工业4.0战略的实施,将使德国成为新一代工业生产技术(即信息物理系统)的供应国和主导市场,会使德国在继续保持国内制造业发展的前提下再次提升它的全球竞争力。
工业4.0已经进入中德合作新时代,中德双方签署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中,有关工业4.0合作的内容共有4条,第一条就明确提出工业生产的数字化就是“工业4.0”对于未来中德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双方认为,两国政府应为企业参与该进程提供政策支持。